1、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：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、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、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、梁思忠、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、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、梁思懿、梁思宁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。
2、梁思顺（1893—1966），字令娴，诗词研究专家， 梁启超长女。外交官周希哲夫人，中央文史馆馆员。生于广东新会，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，编有《艺蘅馆词选》。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，后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。
3、梁思成（1901年4月20日—1972年1月9日），籍贯广东新会，生于日本东京，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，是建筑历史学家、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，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。
4、梁思永(1904.11.13~1954.04.02)， 广东新会人，1904年生于上海 ，中国现代考古学家，梁启超次子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 古教育开拓者之一，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 训练的学者。
5、梁思忠（1907年—1932年），梁启超三子，1907年出生于日本，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，先后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，在1932年的一·二八淞沪抗战中，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浴血奋战，结果患上腹膜炎并贻误治疗时机而不幸去世，年仅25岁。
6、梁思庄（1908年－1986年5月20日），出生于日本神户，祖籍广东新会，著名图书馆学家、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。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，精通英、法、德、俄等多门语言。
7、梁思达，出生于1912年，男，1935年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，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，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，并于1965年主编了《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》一书。他1972年退休，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。
8、梁思懿(1914-1988) ，女，广东新会人，1914年出生于北京，为梁启超的第三女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，曾任中国***的外围组织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的大队长，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，是燕大学生领袖，为“燕京三杰”之一。
9、梁思宁，（1916---2006）生于上海，是梁启超的第四女。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，1940年，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，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，2006年病故。
10、梁思礼（1924.8.24-2016.4.14），广东新会县人，梁启超之子。火箭系统控制专家，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，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，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、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。
扩展资料：
1、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梁启超17岁，主考官李端棻，爱其年少才高，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。两年后，二人完婚。次年夏天，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，思顺、思成、思庄为李夫人所生。
2、王桂荃，女，1886年出生，四川广元人，梁启超的第二夫人，1968年逝世，思永、思忠、思达、思懿、思宁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。
参考资料：
梁启超-百度百科梁思成，林徽因。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，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妻子，也是梁启超的儿媳。梁启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，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人之一，他在国学方面颇有造诣，著有饮冰室合集、少年中国说等，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。梁启超的儿子是著名的建筑家梁思成，儿媳林徽因同样也是建筑学家，夫妻二人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：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（令娴）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、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、梁思忠、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、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、梁思懿、梁思宁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）。
梁启超生于1873年，卒于1929年。梁晓声，1949年才出生。
梁晓声与梁启超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。
梁启超家书最经典的一篇是《告长春宜春衷心家书》
这篇家书写于梁启超赴美留学前夕,是给他的儿子梁漱溟写的,内容涵盖了梁启超对子女教育、家庭价值观和国家兴衰的忧思。整篇书以儿子当前所在的长春和宜春两地命名,传达出了梁启超父亲对儿子的嘱咐和期望。
在这篇家书中,梁启超首先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性。他提到,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,是培养人才的基石。他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,并告诫儿子要诚心诚意地学习,磨砺自己的品格和才能。梁启超在家书中还对人格修养和道德品质进行了深入的讲解。
梁启超简介
梁启超（1873年2月23日—1929年1月19日），字卓如，一字任甫，号任公，又号饮冰室主人、饮冰子、哀时客、中国之新民、自由斋主人。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（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）人。
清朝光绪年间举人，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，戊戌变法（百日维新）领袖之一、中国近代维新派、新法家代表人物。幼年时从师学习，八岁学为文，九岁能缀千言，17岁中举。
政治主张
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，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，竭力呐喊，四处奔走，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。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，不断变化，前后矛盾，以致难以令人信服。在维新运动期间，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，无论办报或教学，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。
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，鼓吹变法，讲求维新，宣传西方科学文化，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。戊戌变法的失败，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，必须进行一次“破坏”：“历观近世各国之兴，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。此一定之阶级，无可逃避者也。有所顾恋，有所爱惜，终不能成。”
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，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，鼓吹改良，主张“斥后保皇”。
后从师于康有为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。维新变法前，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运动，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，又与黄遵宪一起办《时务报》，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，并著《变法通议》为变法做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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